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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和我在布鲁塞尔

超市看到三种颜色的chimay啤酒,买回家做测试,结果发现自称chimay粉的自己基本喝不出来区别。。

周五晚上,我坐火车从安特卫普到布鲁塞尔。

空给我打开门,脸色有些惨淡。她在瑞士工作了一个星期,每天起早贪黑,又不小心着了风寒,说话时喉咙嘶哑。

“给我十分钟冲个澡,马上就好起来。”她说。因为临时被派去出差,我们相见的时间被缩短成两天。

我担心她为了陪我而硬撑,叫她先休息。她摇头,抱了浴巾出卧室,“十五分钟后出门,我已经想好了地方!”

跟着空走出去,我才发现街上并不是空无一物。多走两条街,转个弯就看到了商店的影子。我们走进一家酒吧。看着墙上的酒单,我想起自己喜欢的啤酒都来自比利时。

“最近怎样?”坐定后,我问起来。

我们上次见面是去年夏天,在韩国釜山。之后一年我们工作太忙,只能偶尔在线上匆匆讲两句。

“我对他的留恋已经少了许多,”空提到最近的一段恋情,“我想再过一段时间,就不会再为同样的事情伤脑筋了。”

“怎么了?”

“我发现自己的留恋大都源自他作品中的理想主义。但进一步了解他后,却发现他生活中的实际的行为和作品中的理念大相径庭。”空说,露出失望的表情。

“你的室友都很有趣呢,”我提起。

“和她们住在一起,对我的治愈起了巨大作用,”空说,“她们让我发觉之前对自己的独立性看得太重,以至忽略了和周围人的连接。”

“在深夜回家的时候,开门不再是漆黑一片,有时甚至有一锅热汤在等着我,”她继续说,“我以前根本没想过自己会在意这些!”

话题一转,她说自己改变了对科研的态度。她曾决定过几年就转行去做其他工作,因为希望自己能在公益事业上做一些贡献。这次,她告诉我决定做完这期博士后努力申请教职工作。

她解释自己的转变,“有一天我察觉,大学期间物理课上的那些女孩们,居然想不到任何一个仍在物理界做事的。但同样一个班的男孩们,已经在世界各地的物理实验中施展身手。”

“这个群体不能再流失多一个女性了。”

我点头。

“这次开会,几乎所有报告都是男科学家给的,”她提起过去一周的经历,“不过最后一个总结报告是一位日本的女教授。她的工作非常棒,年纪轻轻就已经是实验室的发言人。”

“可是我注意到,即使履历如此光彩,她仍然小心翼翼。”空说。

“当她做报告的时候,麦克风忽然没有声音了。她不停地向大家道歉,好像这一切都是她的错。同样的问题之前发生在男同事身上时,他们可不是这样。他们总是理直气壮地向组织者抱怨:你们最好早点解决设备的问题,不然我可做不了报告。”

“即使作为一位世界级的专家来解释自己的工作时,她的语气仍然像一个学生在征求上级的认可。台下的听众是她假想中的师长。”空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榜样,却沮丧地发现榜样人物也被同样的问题困扰着。

“无论如何,我希望自己可以成为独立的科研导师,帮助女孩子们建立信心。不再这样战战兢兢地总是想获得别人的认可。”

布鲁塞尔著名景点,撒尿的小男孩。

第二天醒来,空带我去音乐博物馆的顶楼吃早餐没,接着在市中心逛,甚至不顾我抗议,硬拉着我去看比利时最著名的景点,撒尿的小男孩。

“不只是撒尿的小男孩,布鲁塞尔还有撒尿的小女孩和撒尿的小狗!”她忽然停下走路,给我演示女孩撒尿的动作——当然是蹲着的。

我说狗狗呢?

空翻白眼,翘起一条腿演示,“不然呢?”

十年前在欧洲做交换生时,同学们借周末四处旅行,一起评出了欧洲最无趣城市,布鲁塞尔名列前茅。这次来了发现果不其然。

我抱怨了许久,空才放弃拽着我四处跑。我们找了有户外座位的酒吧坐下来。

我们讨论如何打破神化科学家的现象。

“我觉得我不行,”空承认虽然她想做一个榜样人物的女性科学家,可是仍担心自己能力不足。

我说怎么可能,“你可是从小到大都是班上最出色的呀。如果你不行,别人怎么办呢?”

“我看到著名的科学家,会觉得他们遥不可及。他们的知识如此宽广,让我觉得这辈子都不可能企及。我不是妄自菲薄,”空继续举例,“今年初我决定终于要花时间攻下广义相对论,于是开始自己看书。可看了几章就发现太难了,实在不可能。”

我不以为然,“你肯定是找错书了。我保证,如果我们找到一本好教材,一个暑假足够了……”

我甚至起了劲,“我好久没有纯粹地学一门知识了,不然我们就约定明年夏天,把广义相对论好好学一遍!”

“你完全没变,还是觉得自己五年内就可以学会世界上所有的物理知识!(注:我以前夸下的海口)”空被我的自大逗乐了,“我觉得不可能,我甚至觉得用一辈子都不够。”

但转念一想,她又说,“也许正因为那些科学家都不把权威放在眼里,这种勇气让他们能更直面去解决科研难题。自我怀疑只会限制自己的潜能。”

“我同意!”我大声说,举起啤酒和她干杯,“答应我,以后不要再反复考虑自己是不是笨蛋这件事——这个行为完全没有意义。”

“答应我,”我说,“以后去听报告,每个报告都要问问题,无论是什么问题。”

空瞪大眼,“即使你没有问题也要强迫自己问吗?”

我反问,“你怎么可能听一个30分钟或一个小时的报告,而完全没有任何疑惑?”

我也向她讲我的沮丧——我每位苦口婆心劝的女孩,虽然在私下充满了决心要多提问,一到现场又忍不住胆怯。

我说自己已经要变成科研界女孩子们害怕的老白男,动不动就给她们压力——你这个饭桶怎么这么没用!

我顿了顿,对空说:“你这个饭桶怎么这么没用,自己都不敢提问,要怎么做教授去鼓励女孩子们。”

空大笑,说那好吧。

路过一家古董店,窗口看到这个受难的耶稣改装的足球员,我们对视,脑中充满了问号。

最后一天,我们睡到中午才起来。今天我们决定不再干坐着BB,而是做一些有实际意义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钢管舞。我因为空的带领,在两年前开始学钢管舞。之后每次见面,切磋钢管舞成了我们的惯例。

第二件事情是讨论我们各自的科研进展,我们已经充分讨论了“如何变成合格的科学家”,却还没讨论科研本身。

我们坐在一家非洲饭馆,一边啃着烤全鱼,一边对着互相的PPT指指点点。吃完饭,我们解释完了各自的科研进展,电脑屏幕也粘满了油腻的指纹。

晚上六点,空在火车站的便利店给我买了一罐番石榴汁。我和空拥抱告别,上了回巴黎的火车。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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