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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终于走向奥斯特利茨并问起他为何会对候车大厅有着如此显著的兴趣时，他对我的直言不讳丝毫不感到奇怪，立即就毫不犹豫地对我提出的问题作出回应，就像我经常发现的那样——那些单独旅行的人，在好几天连续的沉默之后，会很乐意与人交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时不时地就准备对一位陌生人毫不保留地敞开心扉。—温弗里德·塞巴尔德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半期，有时候是为了去做研究，有时候也是出于连我自己都不太清楚的缘由，我从英国出发，多次前往比利时，有时候只待上一两天，有时候又待上几个星期。我感到这些前往比利时的学术旅行往往把我带到十分遥远的异国他乡。在这样的一次学术旅行中，我在阳光灿烂的孟夏的一天，来到一个之前只闻其名的城市——安特卫普。刚一到达，当车驶过那座两旁建有奇特尖塔的高架桥，缓缓进入光线昏暗的车站大厅时，我便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后来，这种感觉一直伴随着我当时在比利时度过的全部时光。我还记得，自己当时简直是晕头转向，漫无目的地到处乱走，穿过城内，走过耶路撒冷大街、纳赫特加尔大街、佩利肯大街、乐园大街、伊默塞大街和其他许许多多的大街小巷；最后，我受到头痛和令人不快的想法折磨，躲进位于阿斯特里德广场、紧挨着中央火车站的动物园里。在那里，我坐在一个状似鸟笼、可供鸟儿飞翔的鸟舍背阴处的一张长椅上，一直到我感到稍微好一些。在鸟舍里，有无数长着彩色羽毛的燕雀和黄雀唧唧喳喳，飞来飞去。在已经接近中午时，我漫步穿过公园，最后还向几个月前才重新开放的夜间动物园里瞧了一瞧。过了好一会儿，我的眼睛才习惯那种人为的半明半暗，才能认出各种各样的动物来。这些动物在安装上的玻璃后面，过着它们那种映照着惨淡月光的、暗无天日的生活。当时我在安特卫普夜间动物园里看见过什么样的动物，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也可能是来自埃及或者戈壁荒漠的蝙蝠和跳鼠，也可能是本乡本土的刺猬、雕鸮和猫头鹰，还有澳洲负鼠、松貂、睡鼠和狐猴吧。这些动物在那里从一根树枝跳到另一根树枝，在浅黄色的沙质土壤上忽东忽西，一闪而过，要不就是在一片竹林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其实，我真正能够回想起来的，只有浣熊。我久久地观察浣熊，看它神情严肃地坐在一道小溪旁，一而再再而三地清洗着同一片苹果，仿佛它希望通过这种远超任何理性范畴的清洗，就能逃出自己所在的这个虚幻世界，而可以说，这并非它自己的过错。关于那些栖息在夜间动物园里的动物，我只记得，它们当中有一些动物有着引人注目的大眼睛，有那种目不转睛、凝神审视的目光，恰似人们在某些画家和哲学家眼中见到的那种目光。这些画家和哲学家凭借大量的观察和成熟的思考，试图看透弥漫在我们周遭的黑暗。另外，我当时脑海里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当真正的夜色降临，动物园对参观者关上大门时，人们是否会给夜间动物园里的这些动物打开电灯，好让它们在自己那个颠倒过来的袖珍宇宙中，在白昼开始时，总算勉强能够平静地沉入梦乡。——夜间动物园内部的这些情景，在我若干年的记忆中，都同我所记得的安特卫普中央火车站那个所谓的中央大厅里的情景犬牙交错，混在一起。如今，每当我试图想象这个候车大厅时，我眼前就立刻会浮现出这个夜间动物园，而每当我想起这个夜间动物园时，我就会想到这个候车大厅，也可能是因为我在那个下午从动物园出来就直接走进了火车站，或者更确切地说，首先是在车站前的广场上站了一会儿，仰望这不同凡响的建筑物的正面吧。对于这座建筑物，我在到达的那天早上只是稀里糊涂地望了一眼。可是我现在看到，这座在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庇护下兴建的建筑物早已超出了纯粹的实用目的。让我感到惊奇的是那个生满铜绿的黑人男孩。这个男孩同他的单峰骆驼作为非洲动物和土著世界的纪念碑，一个世纪以来独自高高耸立在火车站正面左侧的一座建筑物的钟塔上，直插佛兰德云天。当我跨进这座由一个六十米高的穹顶架设而成的中央火车站的圆顶大厅时，也许是由于参观动物园和看见那头单峰骆驼，我脑海里出现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在这里，在这个昔日曾经金碧辉煌，现在自然已是破败不堪的休息厅里，想必会有一些嵌进壁龛中的大理石狮豹笼子和一些放养鲨鱼、章鱼和鳄鱼的水族馆吧，恰似人们反过来在某些动物园里可以乘坐小火车，进行所谓的地球尽头之旅。可能就是这种类似的想法，让我在安特卫普油然生出一种感觉：这个如今据我所知是用作职工餐厅的候车大厅，好像是另一个夜间动物园，这种奇怪的混淆可能正是我跨进候车大厅时，太阳就落到了城市屋顶后面的结果。房屋正面半明半晦的巨型壁镜上，闪闪发亮的金光和银光尚未消失殆尽，这时，阴曹地府般的暮色已经弥漫大厅。在候车大厅里坐着几个旅客，他们相距甚远，一动不动，默然不语。与夜间动物园里的那些动物相似——在这些动物当中有数量可观的矮小物种，有身子矮小的耳廓狐、跳兔和仓鼠——不知怎么搞的，就连这些旅客在我眼里都变得矮小了，可能是由于大厅屋顶太高，或者是由于暮色渐沉的缘故吧,我如此设想，因此一种荒唐的想法便在自己脑海里一闪而过：他们这些人是一个人口减少、被逐出家园，或者业已消失的民族的最后的成员，因为在所有人当中，只有他们才得以幸存下来，所以具有与动物园里那些动物同样的满面愁容。在火车站中央大厅里候车的旅客当中，有一位旅客就是奥斯特利茨，一个当时——在一九六七年——有一头颜色淡黄的奇特卷发、显得几近青春年少的男子，宛若我只在弗里茨·朗的电影《尼伯龙根》中的日耳曼英雄齐格弗里德身上才见过的那样。当时在安特卫普，正如我们后来每一次见面时，奥斯特利茨穿的都不外乎是沉甸甸的旅游靴，一种用褪色的蓝薄印花布做的工装裤，以及一件虽是量身定做，式样却早已过时的西装上衣。撇开这种外貌不说，他同其余旅客的区别还在于：他是绝无仅有的一位并非无动于衷、独自出神的旅客，而是在忙于绘草图和速写。很明显，这些草图和速写与这个金碧辉煌的大厅有关。而我们所处的这个大厅，在我看来，应该是为一次国家庆典，而不是为等候接上下一趟开往巴黎或者开往奥斯坦德的列车才建造的。当他不是正好要记下点什么的时候，他的注意力往往就会长时间地集中到一排排窗户、有凹槽的壁柱或者室内建筑的其他部分和细节上。有一次，奥斯特利茨从他背包里取出一部可以拉出皮腔的老式军旗牌照相机来，拍了好些这当儿尚未完全黑尽的镜子的照片。可是迄今为止，我还未能从他在一九九六年冬天我们重逢后不久交托给我的大量照片（大多数未经整理）中找到这些照片。当我终于走向奥斯特利茨并问起他为何会对候车大厅有着如此显著的兴趣时，他对我的直言不讳丝毫不感到奇怪，立即就毫不犹豫地对我提出的问题作出回应，就像我经常发现的那样——那些单独旅行的人，在好几天连续的沉默之后，会很乐意与人交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时不时地就准备对一位陌生人毫不保留地敞开心扉。但当初在火车站中央大厅时，奥斯特利茨并没有这样做，而且关于自己的身世和人生历程他此后也谈得不多。我们那次在安特卫普的交谈——之后他有时会如此称呼，与他那令人惊讶的专业知识有关，主要是关于建筑史的，而且这就是我们当晚谈话的主题。那天晚上，我们一同坐在餐厅里，正对着这个巨型圆顶大厅另一侧的候车大厅，直至午夜时分。火车站餐厅宛若候车大厅的镜像一般，与它的全部设施一模一样。在餐厅里，夜深人静时还在那里逗留的寥寥无几的顾客逐渐散去后，就只剩下我们同一个孤独的利口酒酒鬼和那位餐厅女招待了。这位女招待端坐在卖酒的柜台后面，把腿放在酒吧的高脚凳上，跷着二郎腿，聚精会神地修着指甲。对于这位把染成金黄色的头发盘成一个鸟巢形状的女士，奥斯特利茨路过时评论道，她就是昔日时光之女神。在她身后的墙上，在比利时王国的雄狮国徽下面，作为这家餐厅的显著特色，有一个硕大无朋的钟。在这个大钟曾是镀金的，可是现在却被火车煤炱和烟草烟雾熏黑的钟面上，那个大约有六英尺长的指针仍在走动。每当谈话出现停顿时，我们俩都注意到，一分钟流逝的过程简直久得遥遥无期，而每当指针带着一种咄咄逼人的后颤，隔开未来一个小时的下一个六十分之一时，几乎使人的心脏都要突然停跳一下，我们都能感到这个形同正义之剑的大钟指针的移动有多么可怕——尽管我们一直期待着它每一次向前跃出的那一刻。奥斯特利茨是这样开始回答我那些关于安特卫普火车站发展史的问题的：十九世纪行将结束时，比利时这个在世界地图上几乎无法辨认的灰黄斑点，随着它的殖民活动在非洲大陆上蔓延开来。在布鲁塞尔资本市场和原材料交易所赚了令人头晕目眩的大钱后，比利时公民受到极端乐观主义的鼓舞，认为他们这个长期遭受外国统治的凌辱、四分五裂、纷争不断的国家，如今正要作为一个新的经济大国，在那个现在早已过去，却又决定着我们迄今为止的生活的时代里崛起。这时，利奥波德国王——在他的庇护下，比利时取得了看来是连续不断的进步——个人的愿望是：将现在一下子拥有的、可供支配的那些绰绰有余的金钱，用于大型公共建筑物的兴建，这会给他那蒸蒸日上的国家带来世界声誉。在这样一些由最高主管机关着手实施的规划中，有一个就是佛兰德大都会中央火车站，它由路易·德拉桑塞里设计，在经历了十年的计划和建造期之后，于一九○五年夏天在君主的见证下投入使用。我们现在就坐在这个车站里，奥斯特利茨说。利奥波德给他的建筑师推荐的样板就是卢塞恩的新火车站，那个戏剧性地在高度上超出一般铁路建筑物的圆顶尤其使他震撼，这是德拉桑塞里受到了罗马万神庙的启示，而在自己的设计中付诸实践的方案。奥斯特利茨说，这种惊人的式样即使在今天也能让我们这些现代人在进入门厅时，就会像其意图达到的那样产生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仿佛我们正置身于一个为世界贸易和世界交通建造的主教座堂。德拉桑塞里主要借鉴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宫殿，奥斯特利茨说，但是它同拜占庭和摩尔人的建筑也有相似之处。很可能我自己在到达时就已看到那些用白色和褐色花岗石砌成的圆形塔楼了。这些塔楼唯一的用途就是：在旅游者心里唤起对于中世纪的联想。德拉桑塞里这种本身就滑稽可笑的折中主义在中央火车站里，在它那门厅里的大理石楼梯和月台的钢铁与玻璃顶棚中，将过去与未来结合了起来。奥斯特利茨说，事实上这种折中主义就是一种从逻辑和形式上接近新时代的手段。与此配套的还有，他接着说，在安特卫普火车站里，就如在罗马万神庙中那样，座位按照众神从上面俯视参观者的视角，尊卑有序地陈列着十九世纪的诸位神祇——采矿、工业、交通、贸易和资本。我注意到，在门厅四壁的半高处，有一些饰有禾把、交叉铁锤、叶轮等图案的盾形纹章，上面那蜂房图案的纹章学主题并非人们乍看之下以为的那样，象征着服务于人类的大自然，也肯定不是象征着作为公共美德的勤劳，而是象征着资本积累的原则。在所有这些形象中，奥斯特利茨说，至高无上的是指针和钟面所代表的时间。这座钟就位于把门厅与整个城市建筑群中唯一具有巴洛克特点的月台连在一起的十字形楼梯上方，正好是在伟人祠里的大门直线延伸过去、可以看到皇帝画像之处。这座钟作为无所不能的新任总督，甚至位居国王徽章和“和睦就是力量”这句格言之上。从这座钟表所坐落的安特卫普火车站的中心点处，可以监视所有旅客的一举一动。反过来，那些旅客很可能全都得抬头仰望大钟，而且不得不以它为准来校正自己的行为方式。实际上，奥斯特利茨说，直到铁路的行车时刻表实现同步后，里尔或者列日的钟表时刻才能和根特或者安特卫普的钟表保持一致。而直到所有的钟表在十九世纪中叶实现了标准化同步以来，时间才毫无争议地控制了这个世界。只有遵循规定好的时间表，我们才能够匆匆驶过那些将我们分隔开来的巨大空间。当然，奥斯特利茨过了一会儿说道，正如人们在旅行时所体验到的那样，时至今日，时间和空间的关系仍具有某种充满幻觉和幻想的成分，因此每一次当我们从外地回来时，我们也总是无法肯定地知道自己是否真的离开过。——从一开始就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奥斯特利茨在谈话时表达自己想法的方式，几乎可以说是心不在焉的，但他却能做到遣词造句恰如其分。对他而言，叙述式地介绍他的专业知识就是逐步接近历史的一种形而上学，能让回忆中的往事再次变得栩栩如生。让我难忘的是，他如此结束了对于候车大厅里那些高大的镜子所作出的评论——他走时又抬眼看了下泛着微光的镜面，自忖道：“有多少工人在制造致命和有害的玻璃镜片时，由于吸入大量的汞和氰化物蒸气而死去。”他以这番话结束了第一晚的交谈，当我们按照约定第二天在斯凯尔特河畔的散步梯地会面时他又继续解说。他指着晨曦照耀下波光粼粼的宽阔水面，谈到大致在十六世纪末，即如今我们所称的小冰河期，从卢卡斯·凡·翁肯伯奇所画的那幅画上，可以看到彼岸业已结冰的斯凯尔特河，在河后面显得十分昏暗的这座城市就是安特卫普——一块地势平坦、面向海岸的狭长土地。一阵雪花正从圣母玛利亚主教座堂尖塔上方的阴沉天空纷纷扬扬飘落而下。奥斯特利茨说，在那里，在如今时隔四百年之后我正在观望的那条河流上，安特卫普人正在冰上玩乐消遣，普通的庶民百姓身穿土色罩衫，门第高贵的人们披着黑披风，脖子四周围着白色细褶尖领。在画面前部靠近右边的地方，有一位女士摔倒了。她穿一件淡黄色衣服，那位惊恐万分、向她弯下身去的绅士穿着一条在惨淡的光线中十分醒目的红裤子。假若我现在往那里望去，想到这幅画和画上那些微小的人物形象，我就会感到，卢卡斯·凡·翁肯伯奇所描绘的那一瞬间仿佛从未逝去；那位身穿淡黄色衣服的女士仿佛是现在才摔倒或者昏厥过去，那顶黑丝绒女帽正好从她头上掉下来，滚向一边；仿佛这个小小的、肯定被大多数旁观者忽视的不幸正在一再反复，重新发生；仿佛这种事永远不会停止；仿佛任何东西、任何人都再也无法弥补这种不幸。那天，我们离开散步梯地的观景点去内城闲逛，奥斯特利茨还长时间地谈到这些痛苦的痕迹。正如他声称自己所知道的那样，这些痕迹通过无数精细的线条贯穿于历史的始终。傍晚时分，由于四处闲逛，我们走了很多路，累得坐在手套市场的一家小酒馆前，这时他说道，在对火车站建筑艺术的研究中，他总是无法驱走脑海里对于离别之苦的想法，总想着对于异国他乡的恐惧，尽管这类事情并不属于建筑史的范畴。当然，恰恰是我们这些极其庞大的计划最能清楚地显示出我们不安的程度。因此，要塞建筑——安特卫普也许就为之提供了一个极其杰出的例证——可以清楚地表明，为了对敌国的每一次入侵采取防卫措施，我们不得不在各个前后相继的阶段，长时间持续不断地用防护工事来包围住自己，这时间如此之长，直至逐步往外移动的同心圆这一构想撞到了自然的边界。奥斯特利茨说，如果研究一下弗洛里亚安、达卡普里和圣米歇利经过罗森施泰因、科埃霍恩和克伦格尔，直至蒙塔莱姆贝特和沃斑的要塞建筑的过程，那么就能惊异地发现，尽管这些战争工程建筑师毫无疑问都具有杰出的才能，但他们却一代又一代始终不渝地坚持那种如今人们很容易就能看出是彻底错误的想法，即通过设计一种由多个扁平堡垒和大肆向外突出的半月形城堡所构成的理想草图，就可以使要塞的大炮射程覆盖到围墙外的全部活动地带，从而使一座城市安然无恙。奥斯特利茨说，如今没有人会产生哪怕是一丁点的这种来自要塞建筑理论文献中的不着边际的想法，理解他们所记录的这种本质是幻想的几何学、三角学和逻辑学演算，以及泛滥的堡垒建筑术和攻城术专业用语，或懂得诸如内岸和护墙、栅栏、内堡或是前沿地带这些最简单的名称。可是即便从我们现在的立场出发也可以认识到，大致在十七世纪末我们就可以从各种体系中最终提炼出一种有前沿壕沟的星状十二角形平面图，将其作为首选计划，可以说它是一种从黄金分割中推导出来的典型样式。确实，在研究诸如库福尔登、新布里萨克或者萨尔路易那些要塞设施错综复杂的平面草图时，门外汉会立即将这种图案理解为一种对绝对权力以及效力于该权力的工程师之天才的象征。然而，在作战实践中，就连十八世纪到处都在修建和完善的这些星状要塞也没有达到其目的，因为所有人都在急切地追求这种模式，却忘了最大的要塞自然也会引来最多的敌军；人们越是将自己用深沟围起，就越是依赖于防守，最后你可能发现自己处于一个使用各种手段构筑的防御工事内，眼看着敌军转移到他处自行拣选的阵地上，轻易地无视那已完全沦为军火库、挤满火炮和士兵的要塞。现在的结果就是——奥斯特利茨说，这些措施总体上具有一种偏执狂的设计倾向——这种设计暴露出自己最致命的弱点来邀请敌人进攻，更不用说，实际上随着建筑计划变得越来越复杂，实现计划的时间也在增加，因而就越是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这些建筑工事在已经建好或尚未建好的时候，就因火炮和战略计划上的改进而变得过时了。这些战略计划立基于一种不断加深的认识之上：一切皆取决于运动，而非取决于静止状态。如果真的有朝一日，要塞的抵抗力受到考验，那么通常的情况是，在浪费大量作战物资之后，结果却多少仍不明朗。奥斯特利茨说，这一点没有任何地方比在这里，在安特卫普，表现得更明显的了。一八三二年在安特卫普，甚至在新的王国建立后，为比利时的部分领土而不断发生的争执中，那个由帕西奥洛建造、由威灵顿公爵用一个外围工事组成的圆环继续加固的、当时是被荷兰人占领的城堡，被一支五万人的法国军队围困了三个星期。直到十二月中旬，法军才得以从业已被攻占的蒙特贝洛要塞出发，凭借其攻城炮队，一举攻破圣洛朗半月形堡垒那几乎已是颓垣断壁的外围工事，直接推进到城墙下。围困安特卫普的花费及其激烈程度，至少有好几年在战争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奥斯特利茨说，它达到了自身值得纪念的顶峰。当时，七万发上千磅重的炮弹，由帕尔汉斯上校发明的臼炮发射到这座城堡上，除几个防弹掩蔽部外，一切都被夷为平地。荷兰将军德夏里男爵，这位白发苍苍、只有剩下一堆乱石的要塞的统帅已经让人铺设地雷，准备把自己同这堆象征其忠贞不渝和英雄气概的纪念物一道炸掉。正在这时，荷兰国王允许他投降的消息及时赶到。虽然在占领安特卫普这件事情上，防御和围困的整个想法之愚蠢已经暴露无遗，奥斯特利茨如是说，然而不可思议的是，人们从中得到的唯一结论却是：他们必须将城市四周的环状工事修得更加坚固，而且还要继续向外推延。与此相应的是，在一八五九年，人们拆除了旧城堡以及大多数外围堡垒，开始修建一道十英里长的新围墙，并在这道围墙前半个多小时路程的地方修建了八个堡垒。但是，甚至不出二十年，由于火炮射程的提升以及炸药破坏力的增强，这个计划被证明是不适当的，结果是，在同一老旧逻辑的作用下，一道新的、有十五个由重兵把守的外围防御工事的设防地带在那道围墙前六至九英里的地方又开始修建起来。因此，在至少三十年的修建期间，一个意料之中的问题出现了，奥斯特利茨说，即由于工业和商业的飞速发展，安特卫普的边界已扩展至老城区之外，因而这条堡垒防御线也应该往外移动三英里。这样一来它实际上就变成三十多英里长，一直延伸到梅赫伦的郊外了。问题在于，如果要给这个防御工事配备相应的驻防部队的话，比利时的全部军队都不够用。奥斯特利茨说，因此，人们干脆继续完善那个已经开工、正在修建的系统，尽管他们已经知道它远远不能满足实际上的要求。奥斯特利茨说，这条链条中的最后一环是布伦东克要塞，一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才竣工的工程，在保卫这座城市和这个国家的短短几个月期间，显得毫无用处。举这样一些防御工事为例——奥斯特利茨从桌旁站起身来，把他的背包背到肩上，这样结束了他当时在安特卫普手套市场的那番话——它们显示出，同那些几千年来都在构筑同样的鸟巢的鸟儿们相反，我们则喜欢将自己的活动往前推进，远远超过各种理性的界限。他还说，总有一天会有人来为我们的建筑物制作一个目录册，将它们按其规模大小登记下来，然后人们立即就会明白，那些低于标准尺寸的居住房屋——田间茅屋、园林小舍、船闸管理人小屋、观景亭、园中儿童别墅——至少可使我们得到一缕和平的余辉，而没有一个神志正常的人会声称他喜欢诸如昔日加尔根山上的布鲁塞尔法院这样一种硕大无朋的建筑。当我们惊奇地注视它时，这种惊奇业已成为惊恐的一种先兆，因为我们可以凭直觉想到，那些规模巨大的建筑物事先就已被投下了将会遭到破坏的阴影，而且从设计之初就可以预见它变成一片废墟的样子。当我于翌日清晨怀着他也许会再次露面的希望，坐在手套市场同一家小餐馆喝着一杯咖啡时，奥斯特利茨离开时说的这些话仍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我们昨晚在那家小餐馆里，就这样匆匆告别了。我边等边翻阅报纸——如今这时，我也记不清是在《安特卫普日报》，还是在《比利时自由报》上——偶然看到了一篇关于布伦东克要塞的简讯，由此得知，德国人在那里，于一九四○年，在人们不得不在历史上第二次将这座要塞移交给他们之后，立即就建起了一个收容和惩戒所。这个收容和惩戒所一直到一九四四年八月才被撤除。自一九四七年起，在尽可能原封不动的情况下，它被用作民族纪念馆和比利时抵抗运动博物馆。正是因为前一天在同奥斯特利茨的交谈中出现了布伦东克这个地名，我注意到了报纸上所提及的这个名字，并促使我当天就前去参观这个要塞。我乘的普通客车需要半个小时才能走完到梅赫伦这段短短的路程。在那里，有辆公共汽车从火车站广场开往维勒布鲁克村。在村边，有一道土墙、一道铁蒺藜篱笆和一道宽阔的水沟环绕四周。这个拥有十公顷土地面积的要塞区位于田野中央，几乎就像是海里的一个岛屿。这个季节异常炎热，当我手持门票穿过那座桥时，大量积云在西南方的地平线上升起。自从昨天的交谈以来，我脑海里一直浮现出星状堡垒连同高高耸立在精确的几何平面图上的那些围墙的景象。可是现在我眼前见到的却是一堆低矮的混凝土团块、外缘被围起而给人一种阴森印象的丑陋隆起物，犹如一个怪物宽大的背脊，我想到的是一条跃出波涛的鲸鱼，在佛兰德的土地上拔地而起。我不太想穿过那道黑色大门进入要塞内部，而是在外面绕着它走，穿过这“岛”上四处丛生、绿得几乎变成蓝色的青草。而不管我试图从何种角度观看这个防御工事，我都琢磨不出它的建筑计划，它那些隆起和凹陷的部分不断地变换着，远远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以至于最后我无法将它同任何人类文明中的建筑物事，或从史前和古代残留下来的、默然不语的遗迹联系起来。我注视它的时间越长，就越是感觉到它频繁地迫使我在它面前垂下目光，对我而言它变得越发不可思议。有些地方表面开裂了——从这些裂口中突然冒出粗糙的鹅卵石来——结上了一层鸟粪状滴痕和石灰黏液硬壳，于是这个要塞成了一个绝无仅有的、将丑恶与盲目暴力融为一体的怪物。甚至在我后来研究这座要塞的对称平面图，看到那伸展出来的钳状肢体，以及主建筑正面那犹如眼睛般鼓起的椭圆形防御工事和其躯干背部短粗的隆起部分时，除了它那现在看来已显而易见的合理结构，我最多只能把它视为某种怪异的蟹状生物的解剖图，而不是任何由人类头脑设计出来的产物。环绕要塞四周的这条路要经过刑场上那些涂着黑焦油的立柱，而且还经过一个工地。在这个工地上，囚犯们必须拆除墙体四周的土堤，拆除二十五万吨以上的碎石和泥土，而除了铲子和手推车外，他们没有任何别的工具来做这些活计。还能在要塞前厅见到的这些手推车就是在当时也绝对是外观可怕、简陋无比。它们是一种“担架”式的结构，一端有两个粗糙的把手，另一端是一个箍着铁箍的木轮。在“担架”的横木上架着一个用未刨光的木板钉成的箱子，木箱有倾斜的侧面板——这整套笨重器械的设计，与我小时候曾待过的地方的那些农夫们用来从圈里将粪便运走的那种所谓的手推车如出一辙，只不过布伦东克的手推车有两倍大，空车重量很可能就已接近五十公斤。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在被逮捕和被拘留之前很可能只有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才从事体力劳动的囚犯，怎么能够推着这种装满沉重垃圾的手推车，穿过被太阳照得发烫、坚硬如石、沟垄纵横的粘性土地，或者穿过在一个雨天之后就已变得泥泞的烂泥地。我无法想象这些情景：他们用身子抵住这个重物，心脏几乎都快跳出来，或者他们没法往前走了，某个看守的铲柄就会劈头盖脑地打下来。然而如果说我无法想象这种在布伦东克要塞以及在所有其他那些集中营的总部和分部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苦役的话，当我终于跨进要塞内部，立即在右手边透过一道门的玻璃板瞧见所谓的党卫军俱乐部，瞧见桌子和长椅、发出劈劈啪啪声音的大肚火炉和用哥特体字母工工整整地写在墙上的一些格言时，我完全可以想见这是些来自菲尔斯比堡和富尔斯比特尔，来自黑林山和明斯特兰的父亲和好儿子们，他们在这里，在办完公事之后坐在一起玩牌，或者给他们家乡的恋人写信，因为直到我二十岁时，我可是生活在他们之中啊。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参观者在布伦东克要塞大门和出口之间所需要经过的十四个站的回忆，在我脑海里变得模糊起来，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甚至在那一天，在我待在要塞里的那天，它就已经变得模糊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确实不愿看见人们在那里看到的东西；也是因为在这个只由些许光线暗淡的电灯照亮的、永远同自然光线隔离开来的世界里，各种东西的轮廓都显得模糊不清。就是现在，在我尽力去回忆时，在我已经再次着手研究布伦东克的蟹形平面图之后，当我在图片说明中读到“当时的办公室、印刷所、棚屋、雅克·奥克斯大厅、单间囚室、停尸房、遗物室”和“博物馆”这些词语时，这种黑暗的迷雾并未消散，而是变得愈加浓重，因为我想到，我们能够保存于记忆中的事是多么微乎其微，有多少东西随时都会与每个被戕害的生命一道渐被忘却；这个世界几乎可以说是在自行排泄罢了，那些黏附在无数地点和对象上的往事，那些本身没有能力引起人们回忆的往事，从来未曾被人听说、记下或者传给后世。历史，比如说吧，就像影子般叠放在木板床上的那些草褥，因为里面的谷壳经过多年，已经脱落，这些草褥变得越来越薄，越来越短，又皱又小，仿佛这就是那些人——所以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我想着——那些在黑暗中曾经在这里躺过的人的遗体。我现在也再一次想起，在继续走进那个某种程度上成为这个要塞支柱的隧道时，我不得不遏制那种盘桓在我脑海里、迄今仍然经常在令人不快的场合油然而生的感情；我每走一步，呼吸就越短促，压在身上的重量就越大。至少在当时，也就是在一九六七年孟夏我置身于布伦东克要塞的那个寂静的正午，在没有任何其他参观者的情况下，我几乎不敢往前走到第二条长隧道的尽头，那里有一条比人高不了多少的（我记得好像是）向下倾斜的通道，通向一个防弹掩蔽部。在掩蔽部里，人们立即就感觉到自己置身于一个穹顶用几米厚的混凝土建成的防御工事里。这个防弹掩蔽部是个一侧形成尖角、另一侧成为椭圆形的狭窄空间，它的地面比人们走进掩蔽部的那条通道起码要低上一英尺，因此它不像一个地牢，而更像是一个坑。我往下注视着这个坑，瞧到那光滑灰白的坑底似乎在不断下沉，又瞧到坑底中间的排水栅栏和旁边的铁皮桶。这时，可能是拴在那根从天花板上垂下的麻绳上的铁钩起了暗示作用，从这深渊中浮现出我在威尔士的家里的洗衣房的画面，上面是那个我在上学路上总得经过的肉铺。在那里，中午时我经常看到贝内迪克特围着一条橡皮围裙，用一根粗橡皮管冲洗瓷砖。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当背后隐藏着儿时恐惧的那道门砰然打开之时，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但是我还记得，当时在布伦东克防弹掩蔽部里，有一股令人恶心的软肥皂气味扑鼻而来；这股气味在我大脑里某个令人发狂的部位，同总使我反感而父亲却又偏爱使用的那个德语词——猪鬃牙刷——联系起来；一道黑色虚线开始在我眼前抖动，我不得不把前额靠在那堵满是淡青色斑点、令我感到好像是布满冷汗汗珠的灰色墙上。我并非对那大约在我出生之时就在此地发生的刑讯逼供抱有厌恶之情，因为仅在几年之后，我就在让·阿梅里的描述里读到折磨者与受折磨者之间在肉体上可怕的接近，读到他在布伦东克所受的折磨。当时那些人把他双手捆在背后，将其举到半空中，随着一阵——如他所说——直至他将其形诸笔墨的那一刻都从未忘记的劈啪声和碎裂声，他双臂的关节从肩部的关节窝里脱出，他就这样被悬空吊着，双臂扭到背后，弯过头顶：“把手扭到背上，直到使人昏迷至死的绞刑。”——《植物园》这本书里是这样描写的。在该书中，克洛德·西蒙重新潜进了他那些往事的仓库。从第两百三十五页开始，他讲述了某个名叫加斯托内·诺维利的人的人生片段，此人就像阿梅里那样，经受了这种特殊形式的拷问。在这段文字的开头，有一则摘自隆美尔将军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的记载，内容如下：由于意大利警察完全无能为力，我们必须负起责任来。在实施接下来由德国人开始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过程中，诺维利——西蒙是这样写的——被逮捕，然后被送到达豪。诺维利在他面前从未提到自己在那里的遭遇——西蒙继续写道——只有绝无仅有的一次例外，那时诺维利对他说，他从集中营里被放出来之后，简直无法忍受德国人的那副样子，哪怕是任何一个所谓文明人的样子，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他随便搭乘了一条船前往南美，在那里靠挖金刚石和淘金养活自己。有一阵，诺维利生活在绿色的荒野之中，在一支有着发亮古铜色皮肤的矮人部落里。有一天，这些人就像落叶般悄无声息地凭空出现在他身边。他接受了他们的习俗，尽可能为他们那种几乎只由元音组成，以及主要是由在转调和重读方式上有着无数变化的“A”组成的语言编写了一部词典。西蒙写到，关于这种语言，在圣保罗语言研究所里没有任何记载。后来，诺维利在回到自己的国家后，便开始绘制这些图画。图画的主题就是字母“A”，他一直在不断地重绘其线条和构图——“又细又粗，突然变得更厚实，更粗大，然后又重新变细，而且长短不一”。他将这个字母刻进由他涂上的彩色平面中，有时用铅笔刻，有时用画笔杆或者一种更为粗糙的工具，按着相互交织和相互重叠、十分紧凑的顺序排列，每次都相同，却从未重复，宛如一声持续很久的喊叫声般波浪起伏。尽管在一九六七年那个六月的一天，也就是我最终乘车出发前往布伦东克的那天，奥斯特利茨再也没有在安特卫普手套市场露过面，但我们却以一种我迄今都无法理解的方式，在我当年的每一次比利时学术旅行中偶遇。我们于中央火车站中央大厅里结识之后没几天，我就在列日市西南边郊外的一个工业区里第二次遇见了他。我从默兹河畔沿着圣乔治走到弗莱马勒，傍晚时分到达该地。这时，太阳再次穿透暴雨即将来临前的墨蓝色云墙，照耀着那些厂房，那些鳞次栉比、长排长排的工人宿舍，那些砖墙、石板瓦屋顶和窗玻璃，有如在其中燃起了一场熊熊大火。当雨水开始劈头盖脸地浇向街道时，我便逃进一个在我印象中叫做“希望咖啡厅”的小酒吧间。进门后，我惊讶地发现奥斯特利茨正伏在一张丽塑板桌面上做他的笔记。在这次重逢中，就像之后的几次相遇一样，我们只是单纯地继续谈论我们先前的话题，对我们竟然在这种地方相遇不置一词，尤其这里是任何一个明智的人都不会前来光顾的地方。我们当时在“希望咖啡厅”里一直坐到夜阑人静，从那儿透过一扇后窗往下，可以看到一个从前可能是一片浸水草甸的山谷。而现在，那里的一座巨型铸铁厂的高炉在黑沉沉的天空中映照出耀眼的火光。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我们俩几乎是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一奇观时，奥斯特利茨开始了他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解说。他对我说道，十九世纪时，从那些慈善企业家脑袋里冒出来的“工人城”蓝图，不经意间就变成了将工人安置在棚屋里的做法。我仍记得，奥斯特利茨这样讲过：我们那些极其美好的计划，在实现过程中都偏偏转向了它们的反面。在这次于列日相遇的数月之后，我在昔日布鲁塞尔的加尔根山又一次与奥斯特利茨不期而遇，而且是在法院的台阶上，正如他即刻就告诉我的那样，这是全欧最大的一堆方石。那时，奥斯特利茨正打算撰写一篇论文，关于这座在建筑艺术领域里绝无仅有的庞然大物。他告诉我，在详细起草由某位名叫约瑟夫·帕拉埃尔特提出的那些宏伟的建筑方案之前，这座庞然大物的建造工作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就已按照布鲁塞尔资产阶级的要求开始仓促进行了。其结果就是，奥斯特利茨如是说，在这座七十多万立方米的建筑物中，有一些往哪儿都不通的走廊和楼梯，以及一些无人能进入的、没有房门的房间和大厅。这些由墙包围起来的空间象征了隐藏于所有被认可的权威之中的至深机密。奥斯特利茨接着告诉我，为了寻找一个被共济会会员用来做成员接纳仪式的迷宫——他曾经听说，这座迷宫不是在地下室，就是在法院阁楼上——他已经在这座石山中到处瞎跑了好几个小时。他穿过圆柱林，从巨大的雕像旁走过，沿着楼梯上上下下，却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他到底想去哪儿。走着走着，他感到累了，或者说为了观看天空以判断方位，他便驻足于一扇窗边，往外探视——这里的窗户都深深地嵌进破旧失修的石墙内。他看到法院的铅灰色屋脊，犹如积冰一般挤成一堆，再往下，还看到山谷和那终日不见光亮的井状内庭。奥斯特利茨说，他沿着走廊越走越远，一会儿转向左边，然后又转回右边，之后便没完没了地笔直往前走，从许许多多高高的门框下穿过；有几次甚至还踏上了一些看起来像临时搭建的、嘎吱作响的木楼梯——这些木楼梯有时离开主走廊形成很多岔路，要比主走廊高半层或是低半层——最后只通到黑洞洞的死胡同里。在这些死胡同的尽头，堆放着百叶片文件柜、站着工作时使用的斜面桌、写字台、办公用椅和一些别的设备，仿佛有人曾用这些办公设备抵御一场围攻似的。是啊，奥斯特利茨这样肯定道，他甚至还听人说，基于法院内部实际上超出想象的曲里拐弯儿，在法院里某些空着的小房间里和偏僻的走道上，有人能够经年一而再再而三地做着小本生意，诸如烟草铺、赛马赌注登记处，或者饮料店。据传言，奥斯特利茨补充道，甚至有个名叫阿赫特博斯的人把地下室里的一个男卫生间——此人有一天在该卫生间的入口处放了张小桌子和一个付款盘——改造成供街上行人使用的公共厕所，之后由于雇用了一位擅长用梳子和剪子的助手，又把它暂时变成了一家理发店。这类胡编乱造的故事，这些同他平常严格的客观态度对比异常鲜明的奇闻轶事，在那天和我们后来的几次碰面中奥斯特利茨讲了不少，譬如说，那次，我们于十一月一个宁静的下午长时间地坐在泰尔讷曾的台球咖啡店里——我还记得那位老板娘，一个戴着厚厚眼镜片、正在编织一只草绿色长袜的太太，记得壁炉火中那些烧得通红的炭丸，记得地板上潮湿的锯末面和菊苣的苦味——透过由一扇橡胶树枝镶框的全景窗极目远眺，正对着斯凯尔特河那极其遥远的灰蒙蒙的入海口。又有一次，在圣诞节前，奥斯特利茨在泽布吕赫的林荫道上向我迎面走来，这时已是傍晚，四下无人。原来我们俩预订了同一班渡轮，所以就一起踱步返回码头。在我们右面是空荡荡的北海，以及建在沙丘中间的高耸的公寓楼群的正面。透过这些公寓的窗户，可以看到屋内的电视机屏幕怪异地闪烁着幽暗、飘忽不定的蓝色荧光。我们的船开出时，已是夜里。我们一起站在后甲板上。白色的尾波消失在黑暗之中。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都觉得，我们看见几片雪花在灯光里旋转。实际上，也只是在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这一夜里，我才从奥斯特利茨偶然说出的话中得知，他是伦敦一所艺术史学院的讲师。既然不大可能同奥斯特利茨谈论任何私人话题，因此谁也不知道对方来自何处，所以我们从在安特卫普的初次交谈起，就一直只讲法语。我说起法语来笨嘴拙舌，奥斯特利茨则相反，他以一种完美、自然的方式说着法语，让我好长时间里都以为他是一个法国人呢。当我们转而使用我更熟练的英语时，我倒感到有点不自在。而且我这才注意到在他身上有种一直未被我察觉到的不安。这种不安表现为轻微的语言障碍以及偶尔的结巴。每当这种时候，他便会紧紧握住他总是拿在左手的那个磨得光光的眼镜盒。他握得是那么紧，紧到可以看出他皮肤下的手指节骨都已发白。本文由出版社授权转载
《奥斯特利茨》（德）温弗里德·塞巴尔德/著刁承俊/译广西师大出版社·新民说年1月本书是德国作家温弗里德·塞巴尔德享誉国际的代表之作，也是其离世前发表的最后一部作品。奥斯特利茨（Austerlitz）这一名字本身便是一种隐喻，它既是一个典型的犹太人名字，又是一场著名战役的名字，同时还与奥斯维辛（Auschwitz）的发音如此相似。这部长篇小说讲述了被一对英国夫妇收养的犹太男孩，得知自己的真实姓名“奥斯特利茨”后，终其一生追索自己的身世之谜。从威尔士到巴黎，从图书馆到地铁站，从安特卫普到柏林……而伴随着他对“自我”的探寻，一块又一块不可或缺的记忆拼图逐渐连缀起来，还原出一份悲恸的个人史，一段令人难以释怀的家族往事，以及欧洲大陆曾发生过的那段黑暗的历史。塞巴尔德以其独特的笔法和语调，突破传统小说文体的各种边界，将虚构与事实、记忆与历史、图像与语言、叙事与评论等糅杂在一起，编织出一个既有理性的深度，又有感性的迷人的故事。经济观察报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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