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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孝文我的学生日子

如果人们要问什么会使人最兴奋、最激动的时刻,我将毫不迟疑地回答:是失学五个年头之后重新复学的那个时刻。这是我从儿童进入小青年一段漫长的艰难历程中体验出来的滋味。如果说第一次失学是由于战争,由于年龄小尚没有强烈感觉外,那么第二次失学则是过早涉尘,形同苦工,历经磨难之后获得的新生。我离开了冬夏伴随的牲口、田野、记工册,离开了被全劳们欺凌驱使的农业社,走进了学校,走进教室,一切那么新鲜,那么诱人。琅琅的读书声,欢乐的文体活动,连同老师精彩的讲课姿容笑貌都感到是那样的可亲可敬可爱,是那样的迷人和神秘。我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什么都新鲜,什么都感动。更像林黛玉进了荣国府一样,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走一步路。步步得小心,唯恐有失。

初小,我几乎从空档跨过,又在家里荒废了五、六年,这次上学多亏同村一位教师王士俊,就是王士杰的同父异母兄。由他的帮助,我成了寺前完小高五八级乙班的插班生。学号32,同桌吴仲海(后来当东风煤矿矿长)。只有一点优势:凭年龄,凭个头,如鹤立鸡群,一进门教室门,我就成了当之无愧的“大学生”,老大哥。而论学习实在是茫然无知。前边的基础全无,新课一时又听不懂,加之几年在豆粒大的灯光映衬下躺着看书,使我本来就近视的眼睛更加深度,这在田野劳动干体力活尚无大碍,但在光线不强的教室,就十分显著。为此,我不得不借助吴仲海同学1.5的眼力,念黑板上的字。他念,我记,这样学起来尽管吃力,但毕竟还是一个办法。事实上我两人演了几学期双璜,他念题,我答题,他抄现成答案。配合默契,友谊很深。

寺前小学离北寨近三里,以我家的条件,我不能上灶,只能做通生。于是每天早上拿几个冷馍,带些盐和辣椒面,早饭用开水泡,即使这样吃起来仍津津有味。下午回到家,嫂子用砂锅将剩面盛在内,温在锅底,我乘热调些盐、辣子和野菜,连汤带面嘟噜嘟噜拨进肚子。我的馋吃相——便是抓几个冷馍,拿几根生葱,大口大口吞噬起来,十分香甜,使家里人都跟着我增强了食欲。不料开水泡馍和粘面,或冷馍生葱竟培养出我一生的基本饮食习惯,至今仍觉得香甜,每每宴席回来,还得用这家常饭来补充。

家里的劳力实在太缺,于是,我的下午还得为生产队干一些割草、锄地等辅助性的活,实际上我仍在半耕半读之中。即使这样,我仍感十分满意。农家的孩子,只要能与学校沾边,也就十分不错了,也就足以让还留在农村的德仁、纪林这些发小们羡慕的了。

进入学校,不光学习不行,连穿着也很差。土里土气,浑身补丁,大多数是两位兄长的退役品。有一件粗布绵大氅,据说是大哥锡文穿的,传到了二哥兴文,再传给了三哥生文,传到我手已是第四任主人了。我直穿到订婚时仍挂在身上。好在母亲勤恳辛劳,经常给洗涤得干干净净,补得严严实实,整整齐齐。至今母亲那瘦弱的身躯,映着灯光彻夜缝补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所以我对“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这首诗的体验十分深刻。对衣服十分爱惜,也很随活,从不敢任性挑剔,以免增加母亲的负担。我上学后的年暑假,大概是反右运动。在西安师范学院读书的哥哥没有回来,父母不放心,破例允许到西安去了一趟,一是看望兄长,二是想治治我的斜视,这是我最苦恼的事,眼睛斜视给我造成很大的障碍,影响到升学、就业和找对象。但到西安之后,哥哥以家里困难,治疗不安全为由,劝阻了我,我将带的钱交给哥哥,便回去了。一路上,心中痛苦无法述说,几次失声悲泣。

从农村干粗活出来的孩子和在校学生举止之间有一堵看不见的墙,差异十分大,到处显得粗俗野,不入流,不合谱。如上课举手发言,同学们用右手伸掌贴耳,我习惯高举拳头,但粗笨得常惹得大家哄堂大笑。与同学们文雅文明,天壤之别。再如同学讲话,慢条斯理,我们像大会发言,粗声大气,于是又引得教室一阵哄堂大笑,连最严肃的老师也常被我的举止逗笑。每逢这时,我就脸发烧,无地自容。

不过,这些外在差距,在半年之后就基本有了改变,而课程上的差距,我花了一年时间,吃了别人没吃的苦,才挤进到上游。大致进程,第一学期求得全面及格,这都使我感到的最大的胜利成果;第二学期我成了全班优秀;第三学期,达到全校全级优秀。这已是一九五八年,我们高小毕业的时候。在这里,我很感激我的班主任杨明正老师。他那时才从大荔师范毕业,只大我五岁,眉清目秀,着装整洁,年富力强,认真负责。对我这位大龄插班生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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